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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陈乃乾日记,浅议民国刻本

浏览次数:135 时间:2019-10-29

无论如何,于此可见陈乃乾在很早的时候,就以一己之力,使秘笈化身千百,广惠学人,有着令人敬佩的慷慨胸襟。

在1912年之前,中国出版的书籍主要是以木刻刷印的线装书为主,而随着西方铅字排版印刷术的传入,“洋装书”成为时代的主流。但是,仍有一批人依旧按照传统雕版印刷术工艺刻印书籍,而且还留下了不少佳作,这就是民国刻本。在民国文献品种繁多的门类里,民国刻本作为一个特殊的门类,具有很高的学术资料价值和历史文物价值,其收藏、保护、整理近些年来逐渐开始受到人们的关注。图片 1screen.width-461) window.open('');" > 1民国刻书的特点1.1精品多 民国刻书家多是既有学识又资金雄厚、家底殷实的实业家,在刊刻过程中,不惜成本,对于用字、用纸、用墨、刻工、印刷、装订等都有特别的要求。例如江苏诵芬室主人董康刊刻书籍时,纸必用上等皮纸棉连,墨必用上等黄山松烟,并且专门聘请民国四大刊刻名家之一的黄冈陶子麟等一批工匠刻书。所以,民国刻本虽然数量较少,但多是精品,甚至许多民国精刻本的品质几乎可以与宋刻本相媲美。1.2丛书多 丛书多是民国刻书一个重要的特征。这是因为民国许多藏书家从自己收藏的古籍中,精选出最有价值的部分集成起来,重新刻印。例如,董康刻有《诵芬室丛刊》86种,张钧衡刻有《适园丛书》72种,廖荃孙刻有《云自在龛丛书》19种和《对雨楼丛书》5种,刘承干刻有《嘉业堂丛书》56种,徐乃昌刻有《积学斋丛书》20种和《随庵徐氏丛书》10种与续编10种,刘世珩刻有《玉海堂影宋元本丛书》20种等等。或者专门汇集某一类型的古籍,例如刘世珩所刻的《暖红室汇刻传奇》51种,主要收录元明清以来着名的戏曲着作。还有专门辑录乡邦先哲的遗着,如张守镛的《四明丛书》178种和陈恒和的《扬州丛刻》24种。1.3价值高 民国刻本的价值高,主要体现在它的学术资料性和艺术观赏性上。民国刻书家大多为饱读诗书的有学之士,精通版本目录之学,所以选刻的都是极有学术价值的古籍。如陶湘辑刻的丛书《景宋左氏百川学海》,纸善刻精,此书还是刊刻名家黄冈饶星舫的绝作,被传为书林一段佳话。由于刻书家的审美趣味都很高,从版式到字体,从着色到插图都力求完美,所以许多刻本都是刊刻极精、纸墨俱佳、精美绝伦,极具观赏性。如蒋汝藻聘请北京文开斋刊刻的《密韵楼七种》,堪称民国雕版艺术的代表;刘世珩的《暖红室汇刻传奇》汇集了元明清的戏曲着作,其中的插图十分精美。2民国刻书家 民国的藏书家不但大量收集古籍善本,而且还将其中优秀的善本和罕见的孤本精选出来,重新刊刻,使之能够流传于世。所以民国藏书家大多也都是刻书家。2.1董康 董康,字授经,号涌芬室主人,江苏武进人。董康曾七次东渡日本,访求古书、记起版式、存其题识,撰成《书舶庸谭》九卷,与杨吾的《日本访书志》堪称双璧[1]。董康因多收藏古今杂剧戏曲书籍,所以所刻词曲居多,刻有《诵芬室丛刊》86种。另外,董康还曾受吴昌绶、陶湘、蒋汝藻、罗振玉所托为之代刻。由于董康刻书甚求质量,力求复古,用墨用纸都十分讲究,所以诵芬室刊本被誉为民国新善本而为后世藏书家所重。2.2陶湘 陶湘,字兰泉,号涉园,江苏武进人。主要收藏明、清刻本,特别是毛氏汲古阁刊本,闵氏、凌氏套印本,武英殿刻本及开花纸本,尤喜爱开花纸本,故有“陶开花”之称。陶氏藏书楼有“百川书屋”、“涉园”、“百嘉室”、“喜咏轩”。其编辑和刊刻目录之书有《武进涉园陶氏鉴藏明版书目》《涉园所藏宋版书影》《故宫殿本书库现存目》《清代殿版书始末记》《毛氏汲古阁刻书目录》《明吴兴闵版书目》《明内府经厂书口》《涉园明本书志》等;考订书目有《清代殿本书目》《武英殿聚珍板书目》《武英殿袖珍板书目》《涉园收集影印金石图籍字画墨迹丛书拾遗》等多种[2]。陶湘致力于刻书,刻有《儒学语》《百川学海》《程雪楼集》《喜咏轩丛书》《涉园所见宋版书影》等计250种左右[3]。其目录学着作除《明毛氏汲古阁刻书目录》外,尚有《涉园鉴藏明版目录》《清代殿版书目》《武英殿聚珍版书目》《内府写本书目》《故宫殿本书库现存目》等,均已行世[4]。2.3张钧衡 张钧衡,字石铭,号适园主人,浙江吴兴南浔镇人。张钧衡将自己所藏古籍整理刊刻,刻印有《张氏适园丛书初集》、《适园丛书》、《择是居丛书》,以及宋本47种、元本64种、明本302种。并且在1913年底,还先后聘请叶昌炽、缪荃孙为其编撰藏书志,于1916年完成《适园藏书志》16卷,着录善本960多部。2.4蒋汝藻 蒋汝藻,字元采,号孟苹,别号乐庵,浙江吴兴南浔镇人。因喜得宋刊孤本《草窗韵语》,将原藏书楼“传书堂”改名为“密韵楼”。后来,蒋氏又委托董康将之影刻出版,遂成此经典之作。其文字全依宋本影刻,甚至连前人题跋也一并摹刻,与宋版原刻不差分毫,可传原作精神,堪称众多民国影宋刻本中的精品。从1923年起,蒋汝藻从所藏百部宋版中挑选了二十部,聘请北京文楷斋刊刻,集成《密韵楼丛书》。后因财力所限,只刊印七种:宋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3卷三国魏曹植《曹子建文集》10卷唐李贺《歌诗编》4卷宋周密《草窗韵语》6卷宋宋伯仁《雪岩吟草甲卷忘机集》1卷宋郭祥正《青山集》30卷唐《窦氏联珠集》1卷,此乃着名的“密韵楼七种”。2.5刘承干 李晓源:浅议民国刻本李晓源:浅议民国刻本刘承干,字翰怡,号贞一,浙江吴兴南浔镇人。刘氏藏书处有嘉业堂、四史斋、希古楼、求恕斋、诗萃斋。其嘉业堂因御赐“钦若嘉业”匾额而得名。又因其收藏宋本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唐史》而命名四史斋,吴昌硕曾为之题写“宋四史斋”。其先后刻印有《嘉业堂丛书》《求恕斋丛书》《影宋四史》《旧五代史注》等。另外,他还大量的刻印了被清政府列为禁书的《安龙逸史》《翁山文补》等。2.6徐乃昌 徐乃昌,字积余,晚号随庵老人,安徽南陵人。徐氏校刊印行的书籍众多,如《积学斋丛书》20 种57 卷、《宋元科举三录》3 卷《皖词纪胜》1 卷《怀幽杂俎》12 种17 卷《郈斋丛书》20 种44 卷《随庵丛书》16 种38 卷《隋庵丛书续编》10 种39 卷《小檀栾室汇刻闺秀词》10 集100 家107 卷《闺秀诗抄》16 卷《南陵先哲遗书》5 种23 卷《徐文公集》30卷《玉台新咏》10 卷《锦瑟集》1 卷等[5]。2.7刘世珩 刘世珩,字葱石,又字聚卿,号楚园,别号枕雷道士,安徽贵池人。家藏图书极多,藏书处有玉海堂、赐书台、宜春堂、聚学轩,另有专门收藏戏曲善本的凤梦楼、暖红室[6]。玉海堂因其得两部宋刊本《玉海》而得名。刘世珩刊刻书籍颇多,汇有《玉海堂景宋丛书》52种《宜春堂景宋元巾箱本丛书》8种《聚学轩丛书》60种《贵池先哲遗书》31种《暖红宝传奇汇刻》《贵池刘氏所刻书》《赐书台汇刻曲谱》《一印一砚庐金石五种》51种等。刘世珩重视校勘,所刊之书多是经过反复校对的。3民国刻书机构3.1文学山房 1899年,江杏溪创办文学山房。因当时身为民国大总统的徐世昌为书店题写匾额,而声名鹊起,成为江南经销古籍的名店。又因所售的古籍丰富、善本甚多,遂自刊刻刷印。凡金石书画等类,不易得单行本者,则集结而取,以聚珍木活字排印《江氏聚珍版丛书》,共出版4集28种168卷。其中包括《思适斋集》《艺芸书舍宋元本书目》《小鸥波馆画识》《别下斋书画录》《持静斋藏书记要》《迟鸿轩所见书画录》《铁函斋书跋》《拜经楼藏书题跋记》《雕菰楼集》《知圣道斋读书跋》《西圃题画诗》等多为清代学人的力作。后来,还陆续重印发行了蒋凤藻《心矩斋丛书》和谢家福《望炊楼丛书》。3.2上海佛学书局 1929年,王一亭、李经纬等创办上海佛学书局。上海佛学书局同时出版发行铅字排印本佛典和木刻本佛典。特别是1934年筹建的木版刻经部,不仅自行刻印流通佛典,还搜集各地木刻佛典。上海佛学书局曾经将徐蔚如居士所创办的北平天津两地刻经处所藏经版保存下来,并继续刷印流通,另有福州鼓山的一百多种经版,佛学书局也与之订立合同由其独家刷印流通[7]。3.3金陵刻经处 1866年,杨仁山创办金陵刻经处。这里完整地保存了我国古老的雕版印刷木刻水印、线装函套等传统工艺,是世界范围内的汉文木刻版佛经的出版中心,也是收藏木刻佛教经、像版的文物中心。杨仁山为金陵刻经处规定了“三不刻”,即:疑伪者不刻,文义浅俗者不刻,乩坛之书不刻。他还曾说过:“鄙人志愿,亟望金陵刻经处刻成全藏,务使校对刷印,均极精审,庶不致贻误学者。至他处所刻未精之本,听其自行流通,本处概不与之合并成书。”[8]这不仅体现了杨仁山本人正直的品格与学术研究严谨的态度,也体现出金陵刻经处的创办宗旨。杨仁山先后从日本和朝鲜等国寻回了《中论疏》《百论疏》《唯识述记》《因明论疏》《华严三昧章》等约300种国内早已散佚的隋唐佛教着述,加以刻印。[9]3.4陈恒和书林 陈恒和人。1923年,在扬州创立陈恒和书林。从1929年开始,陈恒和编选刊刻《扬州丛刻》。《扬州丛刻》共收文献24种,即:《扬州名胜录》《邗记》《扬州鼓吹词》《扬州北湖续志》《扬州御寇录》《扬城殉难续录》《扬州画苑录》《扬州琼花集》《项羽都江都考》《扬州舆地沿革表》《扬州城守纪略》《扬州十日记》《扬州梦记》《杜牧之扬州梦》《扬州竹枝词》《望江南百调》《扬州芍药谱》《广陵小正》《扬州茱萸胜览》《扬州水利论》《治下河水论》《泄湖水入江议》《高家堰记》《运河水道编》[10]。《扬州丛刻》收录了关于扬州的名胜古迹、风物民情、历史地理、词章诗赋和河防水利等各个方面。陈延先生在《扬州丛刻序》中曾评价其堪比明末汲古阁毛氏、清代扫叶山房席氏。除了《扬州丛刻》之外,陈恒和书林还刊印过蒋超伯的《通斋全集》等书籍。3.5西泠印社 1904年,西泠印社由浙派金石篆刻家叶舟、丁友仁等发起建立,以“保存金石、研究印学”为宗旨,是中国研究金石篆刻艺术历史最悠久、影响最大的着名学术团体。西泠印社还搜辑、考订、出版了大量印谱、碑帖与印学研究着作,刊行海内外。西泠印社曾刻有《海岳题跋》《秦輶日记》《种榆仙馆诗钞》《金石学录》《越画见闻》《篆刻针度》《织余述》《校碑随笔》等书籍。 4民国刻本的整理与保护4.1鉴定与整理 由于过去研究者主要以宋元善本和明清刻本为关注点,所以民国刻本在书史、版本文化类的丛书中都未曾涉及。加之民国刻本种类繁多、情况复杂,更增加了民国刻本研究的难度。因此,我们应该先对民国刻本进行鉴定、定级,以便在摸清家底、熟悉馆藏的基础上,制订长远计划,依据其特点对民国刻本加以整理和保护,这样才能科学有效地开展民国刻本的开发利用工作。4.2保护与开发4.2.1影印和影刻再版。 目前,国内绝大多数收藏机构所藏的民国刻本多不对读者开放借阅,这一定程度限制了文献利用。而民国刻版本身也已经成为历史文物,并且有不少已经破损,不宜再用于刷印。通过影印和影刻再版,在方便读者查阅利用的同时,又可以将原民国刻本封存保护,减少读者对刻本书籍的损害。4.2.2深层次开发。 在影印和影刻再版的同时,我们还应对民国刻本进行深层次的开发利用,即对蕴藏在民国刻本中具有一定价值的信息资源加以揭示,并根据一定原则重新组合成为新信息,直接服务于读者。其包括对民国刻本的纸张、墨色、字体、版式、牌记、讳字、序文、印章、题跋等方面的研究。4.3建立民国刻本数据库 民国刻本的抢救、保护、整理、利用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方法就是建立民国刻本数据库。尽管现有的古籍数据库也有所收录,但是数量有限、涉及面窄、学术资料价值还有待进一步的开发。4.3.1图像数据库。 对一些学术价值、史料价值较高,内容丰富的民国刻本,采用数字扫描或数码拍摄的形式进行存储,进而形成图像数据库。图像数据库能充分反映文献的载体及内容的原始信息,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和较高的可信度。4.3.2全文数据库。 建立民国刻本的全文数据库,进行全文检索,进一步提高刻本利用率。民国刻本全文数据库包括刻本的题名、作者、正文、图像、参考文献及摘要、关键词等数据。用户可通过多种途径检索到民国刻本的全文内容,以满足用户多层次的需求。4.3.3联合目录数据库。 通过联合各个图书馆对本馆收藏的民国刻本进行编目,建立民国刻本联合目录数据库。此举方便读者查找到收藏民国刻本的图书馆,通过馆际互借和文献传递等方式,获取民国刻本原始资料。另外,在联合编目的过程中,应该建立相应的规则和标准,以确保联合目录数据库的规范化。4.3.4专题数据库。 民国刻本收藏的图书馆可依托自身的馆藏优势,结合本地的人文地理环境,建立民国刻本专题数据库,如根据某一藏书楼或刻书家为主题建立民国刻本数据库。这些数据资源库都是民国刻本开发利用的有效方式。 随着时间的推移,民国刻本的学术和收藏价值会不断凸现出来。而另一方面,研究民国刻本现有的资料都很零散,完全无法反映民国刻本的全貌。所以民国刻本的保护与利用是一个长期而又庞大的工程,任重而道远。参考文献:[1][6]彭卫国,胡建强.民国刻本经眼录[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10.[2][3][4]李玉安,黄正雨.中国藏书家通典[M].北京:中国国际文化出版社,2005.[5]徐乃昌[EB/OL].http://baike.baidu.com/view/1995227.htm.[7]傅教石.民国年间的上海佛学书局[J].佛教文史,2001.[8][9]金陵刻经处[EB/OL].http://baike.so.com/doc/5670847.html.[10]韦明铧,陈恒.书林[EB/OL].http://www.yztoday.com/laozihao/24.htm.

1959年5月1日,金灿然(右一)与陈乃乾(右三)、潘达人(右四)一同前往拜访陈垣(右二)

张元济在3月26日致信陈乃乾云:“前日朱君遂翔交到手书,并新印《邓析子》一册,展读敬悉。屡承雅惠,感谢之至。”信中提到的朱遂翔,亦为陈氏好友,《日记》1938年5月17日有陈氏与之共进晚餐的记录。按:朱遂翔字慎初,浙江绍兴人。其抱经堂书店在杭州颇具规模和影响,又在上海设有分店,时人将他与孙殿起并称“南朱北孙”。朱遂翔曾借钞于陈氏,并在钞本之末有题记云:“甲子初夏,沪友陈乃乾得之,以借于余,抄留按語以志。”需要指出的是,民国甲子为1924年,此乃朱遂翔题记之年,非陈乃乾得书之年。

其中蒋汝藻字孟,蒋祖怡字穀孙,为南浔密云楼两代主人。张乃熊字芹伯,江苏吴兴人,银行家、藏书家、书画鉴藏家,为南浔蒋氏表亲。董康字授经,号诵芬室主人,江苏常州人,律师、藏书家、出版人。陈巨来《安持人物琐忆》“记蒋密韵后人”颇多此事秘辛。当其时,陈巨来与沪上著名报人、小说家钱芥尘交往密切,而钱氏则是东北张学良的“驻沪爪牙”。蒋祖怡感到上海已无发展市场,又希望挽回家族在东北的投资损失,故求陈巨来引见于钱,据称有荒田十余万亩在东北,拟借张学良之势力,招工开垦,重振门楣。颇通人情的蒋祖怡问钱应以何物为晋见张学良之礼,钱告知,张学良对贵池刘公鲁所藏其父刘聚卿旧物、清初名画家冷吉臣的的工笔绢本二十四巨幅册页《宴寝怡情图》有极大兴趣;但刘公鲁观人起价,初标二千金的册页,对张学良却漫天要价至三千五。钱芥尘知道蒋祖怡和刘公鲁有“金兰之好”,所以将此事透露给蒋,“只要可以持冷吉臣之画晋献,则一切均可迎刃而解矣” 。蒋祖怡深知明买无望,只能“计取”,最后与陈巨来设计,以四千金买走。刘公鲁得知为蒋所诈,非常气愤,意欲诉于法院。后经上海著名的会计师、蒋刘二人的结拜兄弟江万平出面调停,此事遂寝。据陈巨来所言,“数日又被好事者,在当时三日刊《晶报》上刊登了这新闻,大意云:蒋某某巧绐秘戏图,谓蒋以贱值取之,诬也” 。其实此事本因钱芥尘而起,钱与《晶报》的余大雄关系极为密切,《晶报》此番添油加醋的报道,恐怕与钱芥尘脱不了干系。

1971年2月21日,春寒料峭,著名学者、文献学家、古籍整理和编辑出版家陈乃乾因脑溢血复发,在浙江天台人民医院凄苦辞世,享年76岁。

陈乃乾日记手迹

其二:1926年10月,《国学月刊》第一期发表了日人神田喜一郎著,孙俶仁译《顾千里年谱》。陈氏《后识》云:“余辑顾氏旧书题识,得百数十首。又欲纂录其行事,与题识合为一编,见闻弇陋,未敢遽付手民。”张元济1927年9月中旬致陈乃乾书:“奉手教,谨诵悉。辑印《涧薲题识》,极思勉勖,惟其中稍有障碍,非面谈不能罄。”《日记》1922年11月19日记:“由立炎处转到沅叔函及手录涧薲题跋六首。”1924年1月5日记:“钞得顾千翁《天文大象赋跋》一首。”可见陈氏早年有收集顾千里古书题识之举和撰作年谱之念,李庆《顾千里研究》一书中有所提及。可惜到今天,具体过程已无由得悉,而其所辑印之题跋和纂录之年谱,恐怕也渺不可得了。

此番“笔战”温文尔雅,二人都展示了谦谦君子的风范,《日记》之中,陈乃乾记录了与胡朴安频密的往来,可见二人友谊之深。1947年,陈乃乾在《大晚报·上海通》发表《我与朴安》一文,即以回忆此事为文章开端,饱含深情地怀念了故友。

笔者有幸于《日记》付梓前夕获睹清样,值此书出版之际,不揣浅陋,就其饶有趣味之处,略作考据补苴,以现《日记》价值与陈氏风神之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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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7日,陈乃乾与王浩廷赴镇江,测海楼后人吴孝侯自扬州来会,先后晤教育厅秘书姚鹓雏,民政厅厅长胡朴安、秘书胡惠生、林一厂等人。10日,据胡惠生见告,王浩廷的呈文已送江都县县长查覆,可见三日之前的晤谈对此事有了实质性的推进。当日,陈乃乾知胡朴安回沪,亦返,“晚与朴安略谈”;11日下午,陈乃乾与及时到沪的吴孝侯再访胡朴安“略谈”;18日,陈乃乾于晚十时访蔡元培,“请其作札,致教厅陈(孟钊)厅长”。从人事常情观之,陈乃乾与时任民政厅厅长的胡朴安交情深厚,自不待言;同时,他还动用了与蔡元培的关系,希望凭借蔡在教育界举足轻重的地位帮忙背书,间接影响事态,可以说也是行得一步好棋!之后,诚如《梦忆录》所述,“乃由两厅令江都县长放行”。陈乃乾劳心劳力、四处奔走,广托人脉、努力斡旋,终于取得了成效。

2009年,由虞坤林先生整理出版的《陈乃乾文集》,对其专著之外的诸多文字作了较为全面的搜罗和刊布;时隔9年,虞氏整理的《陈乃乾日记》(以下简称《日记》)由中华书局出版。虽然因日记原稿有缺失、保护不周、汗漫不可读等问题而导致部分年月日从阙,但其40年的时间跨度,对今人比较完整地了解陈氏学行交游,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性资料。尤其是陈氏购书鬻书、刊布古籍,一生与书结缘,整部《日记》自然多言书事、由书及人,可以说,《日记》给了今人一个新的角度去重新审视陈氏一生的学术活动和人际关系网络,而中间许多的场景和事件,细节生动、耐人寻味,不但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还可以掌故视之。

据1930年5月日记,对扬州吴氏测海楼的藏书,陈乃乾在主持中国书店时期,曾托朋友李元之有所垂询,但没有得到答复。“去年王锡生冒无锡图书馆名往购,拟价未成。 今年一月为浩廷购定,计价三万四千元。 锡生怀恨,因以该书多宋元旧刻将出售于日本等词,朦请教育局扣留,浩廷乃请董授经撰状呈民政、教育两厅,并挽余来此代为疏通。”

作者:吴奇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虞坤林先生《陈乃乾、胡朴安与〈邓析子〉》一文曾谈及关于此书的另一段掌故。胡朴安得此书后,以家藏湖北崇文书局官刻本对校,发现差异很大,根据校勘的结果,他认为“此本错误极多,在崇文本之下” 。为此,他在1922年10月17日《民国日报·国学周刊》上撰文,明确表达了批评之意。但他也未将陈乃乾的贡献一笔抹杀,其云:“陈君景印此书,想非谋利者比,观其跋语,隐然以流通古书自任。流通古书,嘉惠学者,其意甚善。”陈乃乾获读胡文后,以公开信的形式在10月31日《民国日报·国学周刊》作了回应。陈乃乾认为,古书“流通、校勘,本属两事”,其影印此书的动机,在于“供学人勘读”,并指出 “校勘古书,当先求其真,不可专以通顺为贵”。对此,胡氏尽管另有所见,亦表示“此语诚然”。

陈乃乾题跋手迹

但令人颇为感慨的是,据王伯祥《庋榢偶识》“扬州吴氏测海楼藏书目录七卷(上下二册)”条披露,书贾牟利,不择手段。王浩廷编了个七卷本目录,其中多有羼入富晋书社之底货,当测海楼藏书卖,标价虚高至有数十百倍者。而陈乃乾另编有《测海楼旧本书目》,“盖示富晋新得之货薄而已”。对于此事,陈乃乾《日记》无载,但在1931年一二月间,其编定《测海楼书目》即以告竣,厘为四卷,效率之高,令人感佩。在网上检索得2012年3月7日《扬州晚报》刊《也说测海楼书目》一文,文末云:“不知陈所记书目(虽然仅限于“旧本”)尚在人间否?”其实,富晋书社七卷本和陈乃乾的四卷本,2005年商务印书馆《中国著名藏书家书目汇刊》(近代卷)第十四、十五册已作影印,后之学者自可寻绎比对。

陈乃乾

《陈乃乾日记》

1923年,著名的南浔密韵楼主人蒋汝藻选取家藏精善宋椠二十种,请董康在北京刊刻《密韵楼丛书》。到1925年前后,蒋汝藻经营的企业遭遇挫折,财力将尽,被迫以家藏的大批珍本古籍抵押给浙江兴业银行,银行又将这些书以十六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商务印书馆,而《丛书》的刊刻仅成七种而止。后续诸多细节及《丛书》余种命运则不甚为人所知。

一九二一年夏,陈乃乾从杨寿褀处购得明初黑口本《邓析子》,“为甬江李芷汀家故物”。按:李东沅字芷汀,浙江慈溪人。工诗,曾入彭玉麟幕,与沈宗畸、潘飞声皆有深交。据《陈乃乾文集》后附陈伯良、虞坤林二先生所编的《陈乃乾先生年谱简编》,此本“系从缪荃孙(艺风)遗书中散出”。但查《艺风堂藏书记》却并无任何记载,也不见陈乃乾于它处提及,未详何据。另据俞子林先生《杨寿褀与来青阁书庄》一文,杨寿褀曾于1919年在苏州木渎柳商贤家收到一批图书,其中有多种明初黑口本,后转售给陶湘(兰泉)。按:柳商贤字质卿,同治九年(1870)举人,与藏书家、版本目录学家叶昌炽同为冯桂芬的得意门生。考比文献,则此本《邓析子》似出于木渎柳家而非缪荃孙遗书亦未可知。

四、目验宋刻《金石录》

陈乃乾曾将得书之事告诉过好友张元济。张在1921年11月23日致信陈氏,询问“旧刻《邓析子》未知为何时刻本”。大概在得到陈氏答复之后,又于三日之后的26日复信云:“奉覆示,祗诵悉。明初本《邓析子》实属罕秘,所举佳处,闻之神往,甚望早日翻雕,以先睹为快也。”陈乃乾新得此书,朋友每闻而索观。很快,便于1922年初自费影印100本,分赠友朋。

2015年嘉德四季拍卖会上披露的一批陈乃乾友朋书信,其中有郑孝胥“三月廿六日”一札:“乃乾仁兄大人阁下:奉到手书,承遗《吉金图》及《邓析子》,感荷无任。谨奉《三礼便蒙》一部,当托蟫隐庐转呈。”《郑孝胥日记》于此事未载。陈乃乾《日记》1923年1月9日记:“得子敬书,知《三礼便蒙》佚篇已交苏戡,渠甚感谢,欲图后晤。”罗振常,字子敬(子经),罗振玉之弟,蟫隐庐书店主人。从陈乃乾、郑孝胥和罗振常三人的交往来看,郑孝胥得到陈乃乾所赠的《邓析子》与《吉金图》必在1923年无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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